墨家的殡葬伦理思想

   在中国历史上，虽然儒家殡葬伦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，厚葬左右着中国殡葬的导向，但世间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，墨家的薄葬伦理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殡葬伦理思想的另一朵奇葩。
    
     墨家的殡葬伦理思想主要以墨子为代表。墨子（约前468－前376）姓墨名翟，战国初期鲁国人，但其一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鲁国，前后到过宋、齐、魏、楚等国，还在宋昭公时做过宋国大夫。墨子是稍后于孔子的又一位享有盛名的思想家，他所创立的墨家，是当时唯一可以与儒家相抗衡的学派，因而与儒家齐名，时称“儒墨显学”。
    
     墨子是先习儒而后非儒。据《淮南子·要略训》记载，墨子曾“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，但“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，厚葬糜财而贫民，（久）服伤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”，抛弃儒学，另创新说。
    
     一、墨子的薄葬思想
    
     墨子认为儒学“厚葬糜财而贫民”而另创新说，他力主薄葬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云：“墨之治丧也，以为其道也。”张舜微先生在《周秦道论发微》中也说：“墨子之学，与儒家异趣，其持论尤与儒者不同而致后世讥弹者，则在短丧薄葬。然细绎墨子节葬之说，实亦有为而发，盖墨子目视当时天于诸侯淫侈用殉之酷，不胜愤嫉，欲以其弊。”
    
     墨子的薄葬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《墨子·节葬》中。从《墨子》节葬下篇来看，墨子的薄葬思想是以利民思想作为出发点的。墨子认为，一切加重人民负担而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的事情不能做。这也就是他在《节用中》所说的“诸加费，不加于民利者，圣王费为”的思想。他极力主张统治者要像古代圣王一样，在宫室、饮食、衣饰、婚丧、舟车以及兵甲等方面，“制为节用之法”，使王公贵族等人的消费有一定的限度。遵守这个限度，符合“节用”的要求，是“天德”；反之，超过了这个限度，就是奢侈。而奢侈挥霍，就会侵害百姓的生存权，造成严重的恶果：“使其民劳，其籍敛厚，民财不足，冻饿死者，不可胜数也。”（《墨子·节用上》）墨子还将这种奢侈浪费、挥霍民财的行为，称之为“厚措敛乎万民”，“亏夺民衣食之财。”（《墨子·非乐上》）
    
     基于这种利民思想和节俭观念，墨子对当时提倡厚葬并认为这是符合仁义和孝道的人进行了驳斥。他在《节葬》下篇说：
    
     “今逮至昔者，三代圣王既没，天下失义，后世之君子，或以厚葬久丧，以为非仁义、非孝子之事也。曰：二子者。言则相非，行即相反。皆曰：吾上祖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也。而言既相非，行即相反，于此乎后世之君子，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。若苟疑惑这二子者言，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，计厚葬久丧，奚当此三利者。我意若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厚葬久丧，实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治乱乎？此仁也，义也，孝子之事也。为人谋者，不可不劝也。仁者将（求）兴之天下，谁贾而使民誉之，终勿废也。意亦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厚葬久丧实不可富贫众寡、定危理乱乎？此非仁、非义、非孝子之事也。为人谋者，不可不沮也。”
    
     墨子认为，在往古三代圣王已死的今天，天下丧失了义。后世的君子，有的人为厚葬久丧为仁、义，是孝子（应该做）的事；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不仁、不义，认为不是孝子（应该做）的事。这两种人言论相攻，行为相反，但是都认为自己“是上法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的大道。”所以后世的君子对二者的说法感到很疑惑。如何消除人们的疑惑呢？墨子主张可尝试把他们的意见广泛地实施于治理国家和人民，从而加以考察，衡量厚葬久丧到底是否符合“富、众、治”这三种利益。如果厚葬久丧确实可以使贫穷的人变富有、使得不到支持的君主得到大家的支持，可以使危害安、乱者治，这就是仁的、义的，那就确实是孝子应做事，应该勉励孝子去做。仁者自然会宣扬厚葬久丧的观念，从而使得老百姓也赞誉这种观念和行为，而且永不废弃。但是假使依照他们的说法，采用他们的计谋，结果却是厚葬久丧根本不能够使贫者富、寡者众，不能够使危者安、乱者治，这就是不仁的、不义的，不是孝子应该做事情，替人谋划者也自然要阻止他去做。仁者也将谋求除掉它，废弃它，并使人们非难它，不再厚葬久丧。
    
     这说明墨子薄葬理论是以厚葬久丧是否合于国家或天下之“三利”――“富贫”、“众寡”、“定危治乱”为准则的。如果合于这三利，便是仁、义、孝子之事，值得提倡，使其永久不废；反之，如果不符合于“富贫”、“众寡”和“定危治乱”这三利，则不是仁、义、孝子之事，应该加以禁止，永远废弃。由此可见，墨子提倡薄葬的用心或立场是在国家或天下的万民之利上。
    
     二、墨子对厚葬久丧的批判
    
     为了驳斥厚葬久丧符合仁义和孝道的言论，墨子对厚葬久丧的严重危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。综合起来，约有以下四点：
    
     1、厚葬久丧必害于“富贫”
    
     墨子对社会上的厚葬风气进行了批判和揭露，认为：“然则姑尝稽之，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，以为事乎国家，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，曰：棺椁必重，葬埋必厚，衣衾必多，文绣必繁，丘陇必巨；存乎匹夫、贱人死者，殆竭家室；（存）乎诸侯死者，虚车府，然后金玉珠几比乎身，纶组节约，车、马藏乎圹，又必多为屋幕，鼎、鼓、几梃、壶滥、戈、剑、羽旄、齿、革，寝而埋之。满意若送从。曰：天子杀殉，众者数百，寡者数十。将军、大夫杀殉，从者数十，寡者数人。”
    
     墨子认为王公大人举办丧事，棺木必须多层，埋葬必须深厚，死者的衣服要有许多件，随葬的文绣也必须多而豪华，坟墓还必须高大。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穷苦的人家中，肯定会耗尽他们的家产。诸侯死了，就要花光他们所贮藏的财富，要用金玉珠宝首饰装饰死者，用丝絮带子束住，还要把车和马埋葬在墓穴中，又必然要制造很多帐幕帷幔、钟鼎、鼓、几筵、酒壶、镜子、戈、剑、羽旌、象牙、皮革，把这此埋葬在死者的墓中，然后才满意。至于殡葬，天子、诸侯一所杀的殉葬者，多的有数百人，少的也有数十人；而将军、大夫死后所杀的殉葬者，多的也有几十人，少的也有好几人。墨子认为这种厚葬把很多财富埋在坟墓里，必然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，从而加重人们的负担，最终容易导致国家和人民的贫困。
    
     2、厚葬久丧必害于“众寡”
    
     墨子说：“今唯无以厚葬、久丧者为政；君死，丧之三年；父母死，丧之三年。妻与后子死者，五皆丧之三年，然后伯父、叔父、兄弟、孽子其，族人五月，姑、姊、甥、舅皆有月数，则毁瘠必有制矣。使面目陷陬，颜色黧黑，耳目不聪明，手足不劲强，不可用也。又曰上士操丧也，必扶而能起，杖而能行，以此共三年，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，苟其饥约又若此矣，是故百姓冬不忍寒，夏不忍暑，作疾病死者，不可胜计也。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。以此求众，譬犹使人负剑，而求其寿也。众之说无可得焉。”
    
     墨子反驳说：如果以厚葬久丧的原则去治理国家，国君死了，服丧三年；父母死了，服丧三年；妻与嫡长子死了，又都服丧三年。然后伯父、叔父、兄弟、自己的众庶子死了服丧一年；近支亲属死了服丧五个月；姑父母、姐姐、外甥、抛父母死了，服丧都有一定月数。这样下去，会使服丧的人面目干瘦，颜色黝黑，耳朵不再联系，眼睛不再明亮，手足不再强健，所以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。墨子接着反驳，说：上层士人守丧，必须搀扶才能站起来，拄着拐杖才能行走，要按照这种方式生活三年。假如老百姓都效法这种做法，则到了冬天会难以忍受寒冷，而夏天则难以忍受酷暑，这样生病而死，数不胜数。这种做法不可能增加人口。如果以这种做法增加人口，就好像使人伏身剑刃而寻求长寿，人口增多的说法根本不可能实现。因此，墨子认为久丧必害于“众寡”。
    
     3、厚葬久丧必害于“安危治乱”
    
     墨子说：“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。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；则不能听治；使为下者行此，则不能从事。上不听治，刑政恬适；下不从事，衣食之财必不足。若苟不足，为人弟者，求其兄而不得，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；为人子者，求其亲而不得，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；为人臣者，求之君而不得，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。……治之说无可得焉。”
    
     在这里，墨子进一步揭露了儒家“三年之丧”的危害性。认为如果让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，国家必定贫穷，人民必定减少，刑法政治必定混乱。假如效法这种言论，实行这种主张，那么居于上位的人就不可能听政治国；而居于下位的人，也不可能从事生产。居上位的人不能听政治国的话，刑事政务就必定混乱；在下位的人不能从事生产的话，衣食就不能满足。假如衣食不足，做弟弟的向兄长索求而没有得到满足，不恭顺的弟弟就会怨恨他的兄长；做儿子的索求没有满足，不孝顺的儿子就必定要怨恨父母；做臣子的索求没有满足，不忠的臣子就会叛乱。这样下去，天下必然会大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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