殡葬和殡葬伦理学的发展
2012年01月29日 来源：本站
与其他行业一样，殡葬业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。在殡葬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，殡葬伦理学得到逐步完善。
1、殡葬的初步专业化
中国最早的职业殡葬始于西周。当时从事殡葬工作的人是国家一级的官吏“冢大夫”和“墓大夫”只为国家重要的官吏提供殡葬服务。《论语·子罕记载》，孔子病情危急，很快就要断气了。但是由于孔子曾经担任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，高至司寇，所以不够资格接受专业人员的殡葬服务。因此子路自作主张，指定几位师兄弟为“臣”来操办老师的丧事。这件事情从侧面说明中国殡葬中的等级观念，说明中国殡葬伦理学强调“孝”、“礼”相结合。
汉代的大臣死去后，皇帝就常常指派官员来“典丧事”，即主持、总管丧葬事务。在东汉，已经有专门制造棺椁的机构人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下》说，皇帝的棺椁是由“东园匠”、“考工令”奉上的。从汉代开始丧事的规矩变得越来越多，过程也日益复杂，民间开始效仿官府，找人专门负责丧葬，另有人专门制作棺椁，获得经济利益。由于殡葬活动的重要性，一般选择那些声望较高、熟悉丧礼、处事精干、秉公办事的族人来担当安排、高度的重任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在殡葬服务刚刚具有雏形的时候，对从事殡葬服务的人就具有相当高的道德要求。
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，殡葬逐步商业化。根据北魏时期杨之衒的《洛阳伽蓝记》所载，洛阳市北有慈孝、奉终二里，里弄之人以卖棺椁为业，丧车为事，有唱挽歌的等等。不过当时的殡葬比较简单，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操作。
中国殡葬伦理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殡葬的初步专业化和火葬与佛教在中国的流行有关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原来局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火葬也得到汉族人的认可，逐步从出家人扩大到民间。火葬的流行与佛教的提倡有关系，而火葬的实行也全靠寺庙提供专业的殡葬服务，当时的寺庙经营殡葬业务。马可·波罗来中国旅行，在其游记中记叙了杭州的火葬：“富贵人死，一切亲属男女，皆衣粗服，随遗体赴焚尸之所。行时作乐，高声祷告偶像（即佛陀），及至，掷不少纸绘之仆婢、马驼、金银、布帛于火焚之……焚尸既毕，复作乐，诸人皆唱言，死者灵魂将受偶像接待，重生彼世。”“焚尸之所”，就是寺庙经营的火葬场，一般都设置在城外。“唱言”就是僧人诵经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描写秦可卿的葬礼，也讲到僧人和道士：“停灵七七四十九日，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零八众僧人在大厅上拜‘大悲忏’，超度前亡后死鬼魂，以免亡者之罪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，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，打十九日解冤洗业醮，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，灵前另外五十位高僧，五十位高道，对坛按七做好事。”
虽然火葬促进了殡葬业的发展，但由于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居于核心地位，在“事死如事生”的殡葬伦理学指导下，火葬只能是土葬的补充，即使在火葬最为盛行的宋代，统治者也采取过各种措施来禁止火葬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土葬是人们的首选，而家庭也是治丧的核心，丧家几乎包揽殡葬过程中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宜，殡葬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家庭或者是家族的行为，处于一种简单的作坊状态，没有很大的发展。这种家庭化的殡葬在传统中国有着深刻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背景，以至延续了几千年之久。
2、殡仪馆的出现标志着殡葬进一步专业化
殡仪馆在中国的产生，是作为西方的现代文明被引进的。近代中国殡仪馆最早在上海出现。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以来，在上海生活的外侨逐年增加。为了解决外侨死后有所归葬的问题，1844年英国人开办了第一个公共墓地――上东路外国公墓。19世纪末，美国人韦伦斯开设以“松茂洋行”，专门办理外侨殡殓。美国商人见在上海开办殡仪馆有利可图，就承担了“松茂洋行”倒闭后的业务，1925年正式更名为“万国殡仪馆”，这是上海第一家殡仪馆，主要经营外侨殡殓业务。1932年，南昌人陶醒予创办了由中国人开设的第一家殡仪馆，殡仪馆以恢复中华传统礼仪号召，布置庄严肃穆的祠堂，承接上海本地居民的殡殓业务。
殡仪馆的利润吸引了很多商人，继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殡仪馆之后，许多老板纷纷集资筹办殡仪馆，到上海解放前夕，共有大小殡仪馆30家。这些殡仪馆的业务，包括接尸、整容、着衣、停柩、入殓、寄柩等，还有出售棺木、寿衣等业务。殡仪馆作为舶来品，最初进入上海的时候，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西方人。随着殡仪馆数量的增加，费用开始降低，就逐步进入大众化。自40年代起，一般上海市民多数已经习惯去殡仪馆料理丧事了，众多的殡仪馆已经成为一项公共事业。这时候的殡葬伦理学不只关注“孝”、“礼”、“事死如生”，而且开始关注殡葬服务、殡葬文化的传承等。
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在解放前殡仪馆只局限大大城市里，在中小城市和农村，丧事活动仍主要由家庭来承担，也仍然是一种小作坊状态。
3、殡葬业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，蓬勃发展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殡葬改革的推进，殡仪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来。这些殡仪馆都由国家民政部门主办并负责经营，国家制定殡葬服务的价格，同时给予许多优惠，从企业性质来看属于公营的公益事业单位。
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殡葬业的发展虽然按部就班，但是却缺少动力和活力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伴随着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深入改革，以“推行火葬，改革土葬”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也不断推进，殡葬活动不断走向社会化、法制化。
在市场经济体制刚刚起步时，殡葬业尚能躲在非竞争领域逍遥一时，但是当市场经济逐步发展、越来越多行业融入其中后，殡葬业开始承担着与日俱增的市场压力。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在各个领域的展开，在部分地区，非公经济已经开始向殡葬业渗透，政府垄断经营殡葬业的格局开始变化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目前的殡葬服务需求多样化，殡葬市场非常庞大。报载：全国目前每年死亡人口超过800万左右，其中火化占到五成，用于殡葬的消费高达300亿元。根据中国人口的发展曲线可以推测，我国老龄人口的比重到2020年大约为24%，2050年大约为35%；在2030年前后的人口高峰估计会出现死亡人口的高峰阶段。以上海为例，2030年前后的死亡人口将由目前的每年10万到16万。而在经济方面，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收入将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，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大城市的人均GDP收入则可能会达到8000－10000美元。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，在人均GDP收入从3500美元向1万美元过渡的时候，人们消费的重心将由生活必需品转向精神产品。
面对蓬勃发展的殡葬市场，截至1997年底，中国共建殡仪馆、火葬场等殡葬事业单位2300多个，殡仪职工3万多人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特殊服务行业。而到2001年底，殡仪馆1415个，职工3.5万人，火化炉4299台，火化遗体386.7万具。民政部门管理的公墓757个，安葬遗体308.5万具。与殡葬业的蓬勃发展相对应，新的殡葬伦理学内容更加丰富、具体，从更多角度关注更多内容，关注个体而不忽略社会，关注死亡而不忽略生命，关注现实而不忽略未来，关注传统而不忽略创新。
1、殡葬的初步专业化
中国最早的职业殡葬始于西周。当时从事殡葬工作的人是国家一级的官吏“冢大夫”和“墓大夫”只为国家重要的官吏提供殡葬服务。《论语·子罕记载》，孔子病情危急，很快就要断气了。但是由于孔子曾经担任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，高至司寇，所以不够资格接受专业人员的殡葬服务。因此子路自作主张，指定几位师兄弟为“臣”来操办老师的丧事。这件事情从侧面说明中国殡葬中的等级观念，说明中国殡葬伦理学强调“孝”、“礼”相结合。
汉代的大臣死去后，皇帝就常常指派官员来“典丧事”，即主持、总管丧葬事务。在东汉，已经有专门制造棺椁的机构人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下》说，皇帝的棺椁是由“东园匠”、“考工令”奉上的。从汉代开始丧事的规矩变得越来越多，过程也日益复杂，民间开始效仿官府，找人专门负责丧葬，另有人专门制作棺椁，获得经济利益。由于殡葬活动的重要性，一般选择那些声望较高、熟悉丧礼、处事精干、秉公办事的族人来担当安排、高度的重任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在殡葬服务刚刚具有雏形的时候，对从事殡葬服务的人就具有相当高的道德要求。
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，殡葬逐步商业化。根据北魏时期杨之衒的《洛阳伽蓝记》所载，洛阳市北有慈孝、奉终二里，里弄之人以卖棺椁为业，丧车为事，有唱挽歌的等等。不过当时的殡葬比较简单，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操作。
中国殡葬伦理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殡葬的初步专业化和火葬与佛教在中国的流行有关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原来局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火葬也得到汉族人的认可，逐步从出家人扩大到民间。火葬的流行与佛教的提倡有关系，而火葬的实行也全靠寺庙提供专业的殡葬服务，当时的寺庙经营殡葬业务。马可·波罗来中国旅行，在其游记中记叙了杭州的火葬：“富贵人死，一切亲属男女，皆衣粗服，随遗体赴焚尸之所。行时作乐，高声祷告偶像（即佛陀），及至，掷不少纸绘之仆婢、马驼、金银、布帛于火焚之……焚尸既毕，复作乐，诸人皆唱言，死者灵魂将受偶像接待，重生彼世。”“焚尸之所”，就是寺庙经营的火葬场，一般都设置在城外。“唱言”就是僧人诵经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描写秦可卿的葬礼，也讲到僧人和道士：“停灵七七四十九日，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零八众僧人在大厅上拜‘大悲忏’，超度前亡后死鬼魂，以免亡者之罪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，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，打十九日解冤洗业醮，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，灵前另外五十位高僧，五十位高道，对坛按七做好事。”
虽然火葬促进了殡葬业的发展，但由于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居于核心地位，在“事死如事生”的殡葬伦理学指导下，火葬只能是土葬的补充，即使在火葬最为盛行的宋代，统治者也采取过各种措施来禁止火葬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土葬是人们的首选，而家庭也是治丧的核心，丧家几乎包揽殡葬过程中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宜，殡葬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家庭或者是家族的行为，处于一种简单的作坊状态，没有很大的发展。这种家庭化的殡葬在传统中国有着深刻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背景，以至延续了几千年之久。
2、殡仪馆的出现标志着殡葬进一步专业化
殡仪馆在中国的产生，是作为西方的现代文明被引进的。近代中国殡仪馆最早在上海出现。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以来，在上海生活的外侨逐年增加。为了解决外侨死后有所归葬的问题，1844年英国人开办了第一个公共墓地――上东路外国公墓。19世纪末，美国人韦伦斯开设以“松茂洋行”，专门办理外侨殡殓。美国商人见在上海开办殡仪馆有利可图，就承担了“松茂洋行”倒闭后的业务，1925年正式更名为“万国殡仪馆”，这是上海第一家殡仪馆，主要经营外侨殡殓业务。1932年，南昌人陶醒予创办了由中国人开设的第一家殡仪馆，殡仪馆以恢复中华传统礼仪号召，布置庄严肃穆的祠堂，承接上海本地居民的殡殓业务。
殡仪馆的利润吸引了很多商人，继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殡仪馆之后，许多老板纷纷集资筹办殡仪馆，到上海解放前夕，共有大小殡仪馆30家。这些殡仪馆的业务，包括接尸、整容、着衣、停柩、入殓、寄柩等，还有出售棺木、寿衣等业务。殡仪馆作为舶来品，最初进入上海的时候，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西方人。随着殡仪馆数量的增加，费用开始降低，就逐步进入大众化。自40年代起，一般上海市民多数已经习惯去殡仪馆料理丧事了，众多的殡仪馆已经成为一项公共事业。这时候的殡葬伦理学不只关注“孝”、“礼”、“事死如生”，而且开始关注殡葬服务、殡葬文化的传承等。
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在解放前殡仪馆只局限大大城市里，在中小城市和农村，丧事活动仍主要由家庭来承担，也仍然是一种小作坊状态。
3、殡葬业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，蓬勃发展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殡葬改革的推进，殡仪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来。这些殡仪馆都由国家民政部门主办并负责经营，国家制定殡葬服务的价格，同时给予许多优惠，从企业性质来看属于公营的公益事业单位。
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殡葬业的发展虽然按部就班，但是却缺少动力和活力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伴随着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深入改革，以“推行火葬，改革土葬”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也不断推进，殡葬活动不断走向社会化、法制化。
在市场经济体制刚刚起步时，殡葬业尚能躲在非竞争领域逍遥一时，但是当市场经济逐步发展、越来越多行业融入其中后，殡葬业开始承担着与日俱增的市场压力。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在各个领域的展开，在部分地区，非公经济已经开始向殡葬业渗透，政府垄断经营殡葬业的格局开始变化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目前的殡葬服务需求多样化，殡葬市场非常庞大。报载：全国目前每年死亡人口超过800万左右，其中火化占到五成，用于殡葬的消费高达300亿元。根据中国人口的发展曲线可以推测，我国老龄人口的比重到2020年大约为24%，2050年大约为35%；在2030年前后的人口高峰估计会出现死亡人口的高峰阶段。以上海为例，2030年前后的死亡人口将由目前的每年10万到16万。而在经济方面，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收入将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，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大城市的人均GDP收入则可能会达到8000－10000美元。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，在人均GDP收入从3500美元向1万美元过渡的时候，人们消费的重心将由生活必需品转向精神产品。
面对蓬勃发展的殡葬市场，截至1997年底，中国共建殡仪馆、火葬场等殡葬事业单位2300多个，殡仪职工3万多人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特殊服务行业。而到2001年底，殡仪馆1415个，职工3.5万人，火化炉4299台，火化遗体386.7万具。民政部门管理的公墓757个，安葬遗体308.5万具。与殡葬业的蓬勃发展相对应，新的殡葬伦理学内容更加丰富、具体，从更多角度关注更多内容，关注个体而不忽略社会，关注死亡而不忽略生命，关注现实而不忽略未来，关注传统而不忽略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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